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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想当“聪明采购商”
2010-09-16 12:58:17 来源 : 解放军报近几十年来，美国军事研发经费占全国研发经费的比重一直起伏不大。但其科研效益却在持续攀升，新武器研发时间日益敏捷、新装备性能愈发尖端，其保持活力的奥秘与其较为完善的国防科研管理机制关系重大。
实际上，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军在国防科研管理上就开始总结以往铺摊子的教训，贯彻“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军民结合”的政策，其国防科研投入占全国科研经费的比例虽波动不大，但新装备新武器却层出不穷。思考其国防科研管理变革的轨迹，对于推动我们的国防科研管理创新不无裨益。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美军从采购装备逐渐转变为采购科技、采购能力
许多民用技术只需很少的经费就能达到军用系统的80%甚至100%的性能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现代科技进入了军民技术“通融共生时代”，军用与民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民用技术只需要很少的经费就能达到军用系统的80%甚至100%的性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防部一承包商研发了单兵数字化系统，重达80磅，造价9万美元，后来研究人员买来Intel公司的芯片等民用产品对系统加以改造，该系统重量下降到25磅，造价降到1万美元。现代许多高新技术本身就是军用技术，无须改造就能显威“战场”。以科技动画着称的SGI硅谷绘图公司，把伊拉克大城市、沙漠的地形，以立体绘图的方式模拟得栩栩如生，为美军直升机低空飞行、城市巷战提供了清晰的地形图。
信息化战争的发展态势已由“以大吃小”转变为“以快吃慢”，因此军事对科技的需求更为敏捷、更为迫切、更为依赖。科技优势，已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三大战略力量之一。为确保国家战略威慑优势，美军已从过去采购装备发展为今天采购科技、“采购能力”。
美军做“聪明采购商”，“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取得了明显效果。从上世纪70年代Intel公司引入微处理器掀起信息技术革命开始，美军方逐步大量采用商用技术来制造武器，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军方不必再独力开发军用软、硬件，而是采用拿来主义，使用市场上开发出的现成产品。很多技术来源于军事部门，然后在民用部门进行开发，最终又在军事中找到应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ARPA网最初由军方远景计划研究局研制，后转为目前广泛使用的互联网，现在美军又将其应用于以“网络为中心的战争”。
美军认为，科学既是无尽的前沿，又是无尽的资源。在国防经费有限, 一些能用于军事领域的关键技术已在国内外民用领域得到开发并已日趋成熟, 没有必要再建立一个专门的军事工业基础。过去那种把为军事目的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完全禁锢在军事应用的做法，已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过去那种无论研制生产什么军品都得从头做起、另起炉灶、重复建设的做法与时代发展的需求背道而驰。
强调尖端性与经济性是美军“军民融合”的基本特征
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向民营企业开放国防市场，一般可以使武器装备研发成本降低30%至50%
冷战期间，美国推行“先军后民、以军带民”的政策和军民分离的国防采办制度，由此逐渐形成了军工与民用两个几乎完全分割的市场。美国在军工生产上的巨大投入，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当时，全美1/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为国防工业服务，国防研发费用占政府科研经费的70%，但却只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
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军民两用技术在发达国家的重合率高达80%以上。美国国防部采办法律咨询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向民营企业开放国防市场，一般可以使武器装备研发成本降低30%至50%。
美军紧紧抓住第三次浪潮即高新技术发展的契机，在国防科研上大力推动“军民结合”。早在克林顿主政时，政府就明确提出依靠民用技术发展军事技术的战略思想“美国不能依靠来自军方的涓涓细流的技术。当今推动高技术进步的动力是民用工业，而不是军事工业。只有通过加强我们的民用技术基础，我们才能解决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这两个孪生问题。”为此，美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配套措施，重点鼓励军民高新技术两用产业的发展，在美国大型军工企业界掀起了军民两用高新技术的研发热。
据统计，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中，85%采用的都是军民两用技术，纯军事技术仅占15%。美国大型军工企业在研发高新技术中始终脚踏军、民“两只船”，获取利益最大化。如波音公司的飞机集成技术，在C-135军用运输机基础上发展出波音707飞机，在竞争C-5军用运输机项目失败后，直接将技术用于波音747的发展；典型的军工企业雷神公司，尽管其防务收入高达90%以上，但它所拥有的网络、情报信息、政务电子等核心技术也是军民两用技术，在全世界的高速公路收费、边界安全防护、雷达等民品领域不断拓展市场。此举既锤炼了企业的技术，又因规模化生产降低了单件军品的费用。
由此可见，尖端性和经济性是“军民结合”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鱼”与“熊掌”兼得的最佳途径。所谓尖端性就是要求某一技术的性能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或者具有唯一性，这是军事领域特质要求所致，没有尖端性就没有军事价值。所谓经济性就是美军在购买民用技术的支出要低于直接研制同类型军事技术的成本，或者购买、租用民用产品的成本要低于使用同类型纯军用产品的成本，降低边际成本就是创造经济价值。
在风险与利润的“钟摆”中，让市场去消化风险，均衡利润，探索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的“黄金分割点”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国防部门研究与发展经费的2/3以上都是通过合同制分配实施的
人们形象地把国防科研经费分配比作“切蛋糕”，把科研投资的过程及质量控制比作“优生优育”，把好这两个环节，是国防科研投资管理的重心。在美国，人们一般称联邦政府、工业企业、高等院校和私人基金会为“支撑美国科学技术大厦的四根支柱”、“四维结构”。其中，国防科技投资经费一般主要由联邦政府、工业企业和私人基金会提供，而从事科研活动的主要是联邦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工业企业实验室以及大学研究机构。
美国国防科研投资来源多元、资金相对充足，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可以有效避免官员的寻租行为，提高投资效率。这其中风险资本的强力驱动功不可没。
风险资本管理机制的“秘诀”是将科研项目成败风险的关口前移， 在风险与利润的“钟摆”中，让市场去消化风险，均衡利润，探索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的“黄金分割点”。据资料显示，美国目前约有4000家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能使军用技术迅速转为民用，为投资者带来高额利润。通常公司若拿到军方的合同，其股价会走高，购买该公司股票的人就会增多，公司由此可筹集到更多资金，反过来强化了军品科研力度。美国对阿富汗实施“持久自由”军事行动，使美军火商的股价高升，生产隐形轰炸机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票当天创下3年来最高纪录；通用动力公司的股票也大幅攀升；生产巡航导弹、雷达监测设备和夜视系统的雷声公司的股价也望风而动。
一般情况下，美国是由政府设定科技发展目标和研究计划，通过合同等干预手段，组织政府部门、大学、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同心协力，分工合作，进行研究开发活动。其中国防科研经费的70％以上通过科研合同的方式，分配给了非联邦政府部门，其中企业又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美国在进行“星球大战”计划的可行性预研时，由国防部牵头，将260亿美元拨款的大部分通过投标的形式交给公司或大学，并签订合同书。围绕计划的研究开发组成“军产学复合体”，其中科研合同——包括公开招标和秘密签订是联接官私的重要纽带，私人资本可以获得国家的预算资金，牟取高额利润，并取得应有的技术专利。
合同制度是美国管理国防科技投资的主要方式，也是提高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费用效果的机制。博弈论是引领并贯穿美军科研合同制的决策理论，关键是破除单一决策者掌控,实现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决策，在透明公开地进行竞赛，遴选出项目博弈中的“优胜者”。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国防部门研究与发展经费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通过合同制度分配实施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的很多高技术装备，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硅谷的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签订了生产产品与提供技术服务的合同，获得的订单额达到数亿美元。
纵观美军国防科研管理变革之道，以项目牵引市场，以市场孵化技术，以技术赢得战争，在“市场”与“战场”间打出你来我往的太极推手，借力打力，劲道十足，“四两”常能“拨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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