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拉登，一个可憎的符号？<br>——“9•11”以来国际反恐发展历程回顾（一）

　　现代史上每一次国际格局的形成都经过大国之间的一番激烈的搏斗，首先是经历一场战争。冷战结束后，新格局的形成也不例外，那就是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向美国发起挑战，并打击世界范围内美国及其利益代表者，

　　使大多数国家卷入了全球反恐战争的浪潮之中。

　　一、挥之不去的“9·11”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东部破晓时分气候温和，晴空万里。对于赶往机场的人来说，天气条件对于一次安全而愉快的旅程再好不过了。乘客中就包括了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阿卜杜勒·阿齐兹·奥马里（Abdul Aziz al Omari）等19人。

　　在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的精心策划下，他们几乎同时劫持了4架美国民航客机，以自杀式袭击方式对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发动攻击。其中两架分别冲撞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造成机上的所有人员和在建筑物中的许多人死亡。两座建筑均在两小时内倒塌，并导致临近的很多建筑被摧毁或损毁。劫机者迫使第三架飞机撞向临近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楼 。当第四架飞机飞向华盛顿特区后，终因部分乘客反抗激烈，在飞行途中坠毁。据统计，截止目前共发现3065具遇难者遗体，恐怖效应对美国造成的各种经济损失高达2850亿，远远高于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事发后，布什总统声称：美国遭遇袭击是因为她是“自由的灯塔”，而“袭击者是冷血杀手”，“这是对文明的战争”。

　　作为对“9·11”事件的回应，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令世界目睹了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攻打一个最穷的国家的报复性惨烈一幕。

　　十年过去了，恐怖威胁仍有增无减，反而借助当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分歧与矛盾，利用原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特定地区进一步盘活并全球化，成为伴随新世纪第二个10年的浓重阴影。

　　二、是谁捧红了本·拉登？

　　几十年来我们尝受了许多苦果，与此相比，美国尝受的很少。

　　我们的国家尝受了屈辱与蔑视，80年有余……

　　但是，80年以后，如果利剑降临美国，虚伪者抬起头他丑陋的头，为这些杀人者的死亡而悲哀，为这些曾经玩弄鲜血、荣誉和穆斯林圣地的杀人者的死亡而悲伤，人们至少可以把这些人描述成为缺乏道义的人。--奥萨马·本·拉登（2001年10月7日）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是一个在政治和社会混乱的肥沃土壤中滋生出怪异的暴力思想的人，一个出身富豪门第却转变为“当代恐怖大亨”的人。促成这一转变的动因，应从战乱纷飞的现代中东历程中去找寻。

　　1979年12月底，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与阿民族抵抗力量之间展开了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阿富汗成为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集会和练兵的场所。世界各地年轻的穆斯林聚集到阿富汗，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圣战”，讨伐异教徒，抵抗侵略者。他们大多数人来自中东，有些是沙特人，其中就有本·拉登。

　　1980年拉登到达阿富汗时，年仅23岁，身高6英尺5英寸，体态较瘦，但极具运动天赋，精通骑马、跑步、登山及足球等运动项目。曾在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大学读书。由于种种原因，他对宗教很感兴趣，成为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狂热追随者。在志愿者中，本·拉登与反抗军战士并肩作战，并慷慨资助反抗苏联的圣战。拉登不但赢得了声誉，还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事实上，中情局在此时就与拉登之间有过合作，称拉登为英雄，因为美国希望阿富汗战争能把苏联拖垮。

　　1988年，抵抗战争行将结束之际，拉登用伊斯兰教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传统，组建了一个名为“阿尔-伊达”（阿拉伯语“基地”）的大本营，“基地”的目标就是统一所有的穆斯林。因此，“基地”要推翻几乎所有的在拉登眼中看来是“腐败无能”的穆斯林政府，最要紧的就是驱逐这些国家的西方势力。由于美国屡屡想在穆斯林世界站稳脚跟，这俨然与拉登的统一大业背道而驰。拉登最终把打击目标锁定在了美国及其利益代表者身上。1992年初，拉登发表了一份“法特瓦”（阿拉伯语“法律裁决”），号召进行反对西方“侵占”伊斯兰土地的圣战，明确把美军列为攻击对象。1998年，拉登发布“圣战法特瓦”，拉开了“基地”组织大规模反美恐怖活动的帷幕。

　　“9·11”之后，美国誓言活捉本·拉登。然而，从2001年至2011年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拉登除了偶尔在录像中露面外，似乎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是生是死引发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和广泛关注。期间，美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不希望拉登死去的国家，因为整个美国的反恐战略、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乃至多半个经济产业链，都因为本·拉登而全球化。目前来看，对于国际恐怖主义而言，拉登之死已经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抵抗西方和美国的象征，他“利用伊斯兰教过去的辉煌，承诺为那些自认为是外国老爷的牺牲品的人重建自豪感。利用神圣的《古兰经》和它的某些解释者在文化和宗教上的暗示，吸引了那些在现代社会和全球化的面前被巨大的变化弄得不知所措的人们。”

　　三、基地组织新动向

　　“9·11”事件发生后，在国际反恐形势的高压下，“基地”组织曾一度蛰伏，直到伊拉克战争后才重出江湖。2011年5月1日本·拉登被击毙后，以扎瓦西里组成的领导核心，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对“西方目标”发动袭击或发布袭击威胁。然而，随着“基地”组织自身的发展环境和演变历程的改变，不断变换策略应对不利局面。

　　日益与世界各地的跨国犯罪组织结成共生、融合的战略同盟。“基地”组织为了壮大实力，加大了与其他族裔极端势力的联合，尤以突厥份量最重。一方面，“基地”与“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中亚恐怖组织密切合作，结成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基地”利用“伊斯兰圣战联盟”等组织在世界各国突厥裔人群的人脉网络中加强渗透。据德国反恐专家透露，目前“基地”中乌兹别克人、土耳其人等“突厥”背景人员比例大幅上升。“基地”在德国、土耳其、中亚等突厥裔人群聚集地获得大量同情与支持。

　　依托巴阿部落区的社会基础，构建全球恐怖活动策源地。目前，基地组织主要盘踞在南亚的巴阿部落区。随着美军反恐联盟清剿力度的加大，“基地”组织在强化协助塔利班势力，巩固扩大自身发展空间的同时，开始向周边国家扩散。其中，中东的也门地理环境独特，边境地带存在大量难民，可能成为“基地”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据点。美军方负责人说，目前该组织已经把也门作为他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从事恐怖活动的预备性战略地点。

　　从国际恐怖势力的组织体系看，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发展。随着国际恐怖组织的生存环境逐渐被压缩，本土化已经成为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西方国家最近发生或提前破获的一些恐怖袭击事件来看，主谋者和行动者很多是长期生活在西方甚至本土出生的年轻人。美国国安部的官方非机密报告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人更广泛的参与“基地组织并在其中担当重要角色。2009年11月制造美国 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的哈桑，2010年2月被捕落网的意图制造纽约地铁爆炸案的扎齐，以及2011年9月30日被美军击毙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重要头目奥拉基，三人都是美国 公民的事实也都佐证了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可以预见本土化恐怖袭击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潮流。

　　以上动向表明，美国在反恐政策上一味赖以武力，奉行单边主义，实施双重标准，舆论上渲染“伊斯兰威胁论”，不仅挫伤了反恐联盟的信心和决心，也刺激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基地”组织利用伊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契机，不仅走出了“9·11”事件后的困境，而且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的调整和重构，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秩序的国际化运动--“圣战国际”的代表，体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势力针对超级大国强权政策的历史反动。

　　四、文明的冲突？

　　9·11事件之后，美国为了实现全球“独霸战略”，以反恐为名接连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不断扩大军事打击范围。“基地”组织也加紧活动，疯狂报复。整个世界陷入了“文明冲突”之中，这场冲突几乎主宰了世界事务的各个方面。

　　回顾历史，部分国际恐怖主义产生于宗教极端主义、宗教压迫、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是客观事实。但西方的政客们却试图将复杂的事件定义为一种抽象的价值观的冲突，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把西方和穆斯林归结为两种对立的文明，因为二者长期处于地缘政治冲突之中。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认为伊斯兰教是西方世界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制造的一种虚伪概念，这一概念无孔不入，非常有害。美国“把恐怖主义看作中东地区结构性并且几乎是文化上的根源，而跳过了一系列要负责的政治因素。”反而把恐怖主义的产生归结于“文明冲突”，把国际反恐合作的矛头指向某种特定的民族、宗教或文明本身，即便那些跟‘基地’组织只有微弱关联的冲突也被硬塞入‘反恐战争’之列。 这种倾向很容易使国际社会与一小撮恐怖主义分子、恐怖主义组织的矛盾扩大化。

　　然而，对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人民而言，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容忍和默许恐怖组织的存在与活动，源自美国具体的干预行动--蹂躏伊拉克、破坏阿富汗，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据美国调查，从“9·11”事件的19名参与者加入“基地”组织到参与恐怖袭击期间的言行分析和地区舆论进行事后分析，他们的动机都源于巴勒斯坦问题长期得不到公正解决，认为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政策造成的。加之，美军反恐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引发许多伊斯兰国家的不满和反抗，如美军伤及无辜民众、伊拉克虐囚、欧洲黑狱、关塔纳摩亵渎《古兰经》等事件，使越来越多的与“基地”目标或“理念”相同的恐怖与极端组织，或结盟，或入伙。导致美国政府在国外的很多行为最终招致了深受其害的当地人民的疯狂复仇和反击。

　　尽管奥巴马一再声称“与全世界的穆斯林各界发展积极的伙伴关系”， 反恐并不针对伊斯兰世界，事实上美国并没有改变对伊斯兰文明的偏见与对立，并未正确客观看待和分析国际反恐合作中的宗教和民族因素，而是继续谋求推动对伊斯兰文明进行改造、推行西方民主与自由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以西方文明核心价值弱化甚至取代伊斯兰文明的内核，强行在它们之间设置深沟高垒。

　　十年过去了，萨达姆、拉登和卡扎菲虽先后被斩首，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未如愿以偿。一言以蔽之，这种人为制造的所谓“文明冲突”理论就像“世界大战”一样是哗众取宠，只能够强化人们防卫性的傲慢自大，但却无助于批判性的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中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作者简介：

　　樊守政  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战术教研室，主要研究反恐、骚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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