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热的冷思考

　　所谓智慧城市，就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新模式。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智慧城市这一刚刚兴起的“舶来品”，正成为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一时风潮。根据工信部的数据，仅2012年，全国就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住建部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3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总数已达193个，80%以上的二级城市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更是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要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一时风头无两。

　　近期，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业内普遍认为，这个《意见》在保持支持力度的同时，似有给过于风起云涌的智慧城市热“点刹”的意味：不但没有定具体数字，还提出了一个“特色鲜明”的要求。

　　该意见甚至尖锐地指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虽取得积极进展，但也暴露出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网络安全隐患和风险突出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思路不清、盲目建设的苗头，亟待加强引导。

　　智慧城市在全球都是较为新颖的概念，无论是建设模式、运营模式都处于探索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数百城市争跳智慧城市“龙门”之际，我们要清醒地剖析一下，这个洋处方究竟能不能治中国城市病？如有疗效，哪里是突破口？

　　记者从日前在上海召开的“2014智慧城市创新发展峰会”等多个相关论坛和研讨会上撷取专家学者们的“大智慧”，力图为风起云涌的内地智慧城市建设大潮中的参与各方，特别是作为智慧城市建设主导者的地方政府，厘清一些误区，提供一些思路。

　　A

　　“舶来品”在中国大热

　　2008年11月6日，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一年后，IBM又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2009年9月，IBM与美国迪比克市共同宣布建立智慧城市。

　　作为全球首个智慧城市样板，这个6万人口的小城不仅坐拥密西西比河美景，还享受智能水网、智能电网、智能交通带来的便捷。

　　但对于IBM公司抛出智慧城市概念，外界的理解千差万别。2011年，未来学和城市问题研究者乔尔·科特金以基础设施、宜居性和经济发展为标准，评选出全球最“聪明”的十大城市。2012年，美国城市与气候专家博伊德·科恩选用完全不同的四项指标——创新、绿色、生活质量、数字化管理，评选出全球十大智慧城市。两份榜单仅有中国香港一处交集。

　　对于这个“舶来品”，国内的跟进速度令人吃惊。早在2012年底，住建部就发出《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同时下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为中国智慧城市创建建立游戏规则。至2013年8月，住建部批准193个城市（城区）进行智慧城市试点。

　　在智慧城市热潮背后，是巨额投入。工信部数据显示，仅2012年，全国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在业内广泛流传的另一个数据是，“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建设将拉动1万亿元规模的设备投资。

　　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主任张新红分析，附加在智慧城市概念上的，是带动经济发展的迫切渴望。他表示，当前，智慧城市国内比国外热，政府比企业热，媒体比市场热，股市比投资热，包装比创新热。

　　去年，张新红所在的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曾对全国31个地区的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行定量测评，并发布信息测评指数。结果发现，虽然每个城市的发展阶段、问题各有不同，但提出的智慧城市规划高度雷同。

　　智慧城市能否解决中国城市病？张新红担心，高度雷同的规划、层出不穷的城市发展问题，很可能导致中国的智慧城市不“智慧”。

　　专家们的共识是：如果只是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拉动GDP的手段，那么口号叫得山响，也只是一场投资盛宴而已；如果不从发展模式、城市规划、管理体制这些源头上解决重复建设的问题，那么即使投入了巨资，可能只得到一时一地的修修补补的作用。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国内过去将“城市化”理解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这遗留下很多问题。随着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阶段进入后半程，城市病逐步暴露。

　　“中国城市发展出现的许多问题，‘智慧’方案根本无法解决。”袁崇法说。以北京交通拥堵为例，过去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功能分区过度专业化，医院、学校、商业区高度分化，但每个人的需求是综合性的，这必然导致极高的交通成本，拥堵难以避免。

　　也就是说，如果规划不“智慧”，靠“智慧化手段”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对于正在发展、扩张的二三线城市，应在规划、建设源头上思考。对于已建成的城市，“智慧手段”则要尽量争取提高管理效率。

　　B

　　“两张皮”导致“信息孤岛”

　　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的《意见》这样评价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虽取得积极进展，但也暴露出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网络安全隐患和风险突出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思路不清、盲目建设的苗头，亟待加强引导。

　　“两张皮”导致的“信息孤岛”现实，最能解释上述“虚词”。

　　目前，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然而，现在许多城市数据仍然相对孤立和封闭，往往不向外界开放。比如说城市建设的建筑、街道、交通、照明等数据，一般很少向外界开放，致使相关数据的价值未能充分利用。

　　城市数据是智慧城市的重要资产，政府开放数据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切入点。政府的数据开放有利于市民参与城市的管理和对政府的监督，改进公众服务和社会管理，打造众“智”成城的生态。

　　“智慧城市的智慧来自大数据。没有大数据，智慧城市就是一个空架子。”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表示，对于爆炸式增长的政府信息，只有通过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分析、挖掘、应用、管理，才能从海量、复杂、实时的信息中发现有用信息、提升应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认为，要让民众有好的体验，政府首先应该向社会开放各类数据。“智慧城市会产生大数据。比如一个8M每秒的摄像头，每小时能产生3.6GB的数据，而很多城市的摄像头多达几十万个。开放这些数据，有利于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和监督政府，进而改善公共服务。”

　　据了解，一些发达国家在开放数据上已有很好的实践。如美国就建立了统一的数据开放门户Data.Gov，按原始数据、地理数据和数据工具三种类型开放政府拥有的公共数据。对于平台上没有的数据，只要公众提出，会有专门人员分析和回复。

　　政府开放数据给公共服务带来了很大的提升。从Data.Gov公布的数据中可以找出各种关联，比如高中升学率与师资力量的关系、空气质量与工厂数量的关系、肥胖者数量与快餐店多寡的关系等等。美国交通部开放航班飞行数据后，有市民利用这些数据开发了航班延误分析系统，帮助旅客选择正点率高的航班，这推动美国航班延误率从早先的27％下降到近年的20％。

　　“现在Data.Gov上有近300个程序、插件是民间力量开发的，这说明了开放数据带来的‘众智成城’效应。”邬贺铨表示。

　　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在大数据开放方面，美国已制定完整的数据开放计划，欧盟、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也都制定了相应的开放计划。我国的进度相对还比较缓慢。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就开放数据达成协议，确定了公司、犯罪与司法、财政与合同等14个重点开放领域。当然，在开放的同时，也要加强信息保护，避免数据被滥用。

　　专家们指出，政府开放数据是原则，不开放是特例。“信息孤岛”之所以出现，一是管理问题，需要打破政府行政管理的条块分割，二是担心大数据开放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但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只要在建设智慧城市时重点打造具有安全性的城市级管理平台，即可确保城市的数据安全。

　　“因为担心安全而牺牲开放，智慧城市就永远只是一个概念。”

　　C

　　标准在哪里

　　对于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热潮，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安民认为存在三大隐忧：一是政府期望值过高过大；二是存在过热风险和忽悠成分；三是缺乏有效的指标体系指引。众所周知，由于智慧城市尚处于建设和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全球范围看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多，而且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也有着浓厚的本土特色，整个产业链的形成尚需较长时间的探索，迫切需要产学研等各方协作创新。

　　专家们认为，从整体来看，国内智慧城市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都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标准方面更是如此。

　　据介绍，智慧城市建设的标准涉及基础性标准、技术标准，以及建设、运行、治理、工程管理标准和安全与行业应用标准。其中技术标准涉及云计算、移动互联、大数据、新兴技术应用等标准。

　　因为智慧城市涉及的面非常宽泛，横向非常广泛，需要应用很多技术，并开展更多信息、通信、应用领域等的协作。在标准的建立方面，急需国家出台相关规划或者指导建议。如果仅仅以一个或几个部门出台标准体系，显然不利于智慧城市的科学实施。

　　邬贺铨建议，宏观共性标准，应该尽早出台。他以智能交通为例指出，作为跨城市的交通，各地方不能各自标准，要由国家来统一确定。

　　记者了解到，新加坡“智慧国2015 ”并没有严格的指标体系，但是会用指标来展现，比如说宽带覆盖率、上网人数、应用覆盖度等都具备清晰指标体系；而欧盟指标体系则基于六项：产业、民众、治理、移动、环境、生活等标准。

　　那么中国智慧城市的指标体系应该具备怎样的关键要素呢？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表示，标准体系的框架要围绕着驱动力，考虑到三个层面要素，首先是业务标准，以城市水利的“智慧”来看，最起码不要淹了，不要缺水，不要污染；第二是技术标准，智慧城市是用信息技术来实现功能目标的，而支撑点是数据的标准；第三是保障体系，如何持续长久发展的机制。

　　除了部门领域急需统一标准外，中国城市的东西中部信息化差距，对标准的制定也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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