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瞬间击毙的理性思考<br>——《民警瞬间击毙战术的运用与案例剖析》序二

　　我怀着十分欣慰的心情，拜读完毕王先琳撰写的《民警瞬间击毙战术的运用与案例剖析》书稿。作为一生都致力于国家强制力使用研究的老同志，我在掩卷之后，深深体验到作者王先琳为提高民警的执法水平和能力、正确掌握使用致命强制力武器“自由裁量权”所做的不懈努力和良苦用心。我为王先琳倾心于公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及潜心钻研的精神而感动。

　　辛勤笔耕，终出硕果。多才睿智的王先琳以其丰富的法律知识、敏锐的战术思想、缜密的逻辑思维、练达的笔触成就了《民警瞬间击毙战术的运用与案例剖析》一书，真是可喜可贺。

　　曾几何时，“当场击毙”的口号已使一些“民众”对警察手中的武器备感担忧；这里又出现一个时间更短、速度更快的“瞬间击毙”，人们能够接受吗?看完此书，你将茅塞顿开，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瞬间击毙”从字面来看，有两重含义，一是行为意义，是指实施快速而短促击毙的行为，即快速使用致命强制力行为；二是结果意义，是指使用致命强制力出现的死亡后果。在这里，短促击毙的行为是手段，致死后果是采用短促击毙行为的直接目的(彻底制止其犯罪行为)。有人可能会质疑：“瞬间击毙”是警察擅自宣判犯罪嫌疑人死刑。无可非议，除了法院，任何人无权宣判任何犯罪嫌疑人的死刑。但是，“瞬间击毙”并非是宣判犯罪嫌疑人的死刑；“瞬间击毙”的现场含义是“采用短促击毙的行为彻底制止其违法犯罪行为”。其实，“采用短促击毙的行为彻底制止其违法犯罪行为”整个都是手段，是以此手段实现保护目标的安全才是实质目的。

　　衡量“瞬间击毙”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只能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一是看其追求的实质目标的正当性或适当性，即所采取的“瞬间击毙”必须适合其所追求之目的，使得谓之正当，而具有适当性。二是看其必要性或是否最小侵害，即所采取“瞬间击毙”的手段能达成目的，且无其他具有相同效力之更佳手段时，始可谓其侵害最小，而具有必要性。三是比例性原则，即欲达成之目的所采取手段之限制程度，不得与达成目的之需要程度不成比例，亦即“瞬间击毙”必须符合一定比例关系始可，即采取的“瞬间击毙”所造成的致死后果不得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显失均衡。

　　“瞬间击毙”欲达目的正当性或适当性，系指“瞬间击毙”必须有助于目的之达成，且“瞬间击毙”须为合法之手段。也就是说，采用“瞬间击毙”时，必须注意到“三个理性”。

　　1．法律理性，即“瞬间击毙”之选案不得逾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或惯例即法理之范围。

　　2．技术理性，即“瞬间击毙”之选案必须对目的之达成具备“效能性”的作用；亦就是必须注意到技术的“可行性”以及该可行性的“效能”。

　　3．社会理性，即上述“法律理性”及“技术理性”的“瞬间击毙”选案，必须具备“理性”的特质，且为维持或促进社会价值和社会利益，并为一般人所能接受；任何“瞬间击毙”选案必须具备“实质理性”，才是真正的“正当性或适当性”。

　　“瞬间击毙”的必要性或最小侵害原则，则必须用“亚罗不可能定律”与“柏雷托最适模型”求取。

　　所谓“亚罗不可能定律”，是诺贝尔奖得主亚罗的倡议观点，他认为没有任何的政策选案，是可以面面俱到的，是皆大满意的，也就是说天底下的所有政策选案“不可能”有办法让所有的使用者、受益人或不利益人都感到满意。以此观之，其实天底下，根本“没有”所谓侵害人民权益最小的手段这回事，亦即立法者、执法者所称侵害人民权益最小的手段，只是他们眼中(主观)的最小侵害手段而已。

　　另一名公共选择理论学者柏雷托认为任何对公共利益有利的选案，同时也都会对少数人或特定人造成不利，就这一点而言，他同意亚罗的看法。但是，他却认为尽管我们找不到真正的最小侵害之手段，也应该试着去找。关键就在于“如何求取”?柏雷托说，就是那种对多数人利益之损害还可以忍受，而对少数人或特定人不至于产生更大损害的手段，就可以叫做“最小侵害之手段”，也就是说它是“最适模型”(最佳状态)下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上所讲的“最小侵害之手段”，其实是一种“次佳选择手段”的表现，而非必然是“最佳选择手段”的展现。

　　“亚罗不可能定律”的可能弊病，可从“柏雷托最适模型”予以修正及补充，’两者的有效组合，便是“瞬间击毙”的必要性或最小侵害原则。

　　“瞬间击毙”所造成之损害不得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显失均衡的“狭义比例性原则”，须从“成本利益分析”暨“成本效益分析”观之。

　　“瞬间击毙”的“成本利益分析”，即对“瞬间击毙”之成本与欲达目的之利益，须用相同的“货币基准”予以衡量。如果成本的“价格”已大于利益的“价格”，那这种“瞬间击毙”执法手段，即使宜称是最小侵害的手段或“柏雷托最适模型”的手段，也不符合比例原则的“不能显失均衡’’之检验标准。

　　“瞬间击毙”的“成本效益分柝”，即使吻合“成本利益分析”之检验，还要再做“成本效益分析”，即对“瞬间击毙”成本与目的达成之效益，不再仅用相同的“货币基准”予以衡量，而是用“瞬间击毙”成本的“价格”去衡量目的达成之效益的“价值”(此处指社会价值与社会利益)。也就是说，“瞬间击毙”执法手段的所谓“不能显失均衡”，还必须是成本“价格”与效益“价值”之间的适当均衡。

　　综上所述，王先琳关于“瞬间击毙”的立论是成立的，“瞬间击毙”完全适用法律比例原则的衡量标准。

　　人民警察使用武器是警察“暴力”作为国家强制力的具体体现，是法律授权的行为。为提高警察执法水平和能力，制止正在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必要的伤亡，非常有必要对“瞬间击毙”进行法律思考。

　　同时，我们应理智地意识到，警察的开枪权生效只是一瞬间的事，但后果却是严重和致命的。如何正确掌握警察“瞬间击毙”的“自由裁量权”的“黄金分割点”，完全有赖于警察的个人判断、经验、直觉、道德、能力、信仰，以及受到的训练和教育。

　　为了避免“瞬间击毙”可能出现的误伤及扩大伤害后果，体现人权的尊严，对警察可以“瞬间击毙”的情形和开枪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要有比较严格的制度约束。因此，警察开枪的“自由裁量”权力要以良好的职业培训作基础，要有一套完整的审查程序加以制约和有效的问责机制与之相辅。

　　总之，正如王先琳所言：“人民警察使用武器问题，是一个令公安机关无论领导还是警察均感困惑的问题，也是法学研究很难涉及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制定法和实际部门司法之间有很大的隔阂。关于这个问题难以得出明盲结论，即使是暗含的结论也有人认为是彼此矛盾的。这正是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诸多矛盾的一点曲折反射。人民警察使用武器法治化的道路将是漫长的，这是一个沟通、理解、妥协、融合，反反复复的曲折过程。”王先琳的《民警瞬间击毙战术的运用与案例剖析》一书，无疑是人民警察使用武器法治化漫长道路上的一缕充满希望的阳光。

　　作者简介：

　　刘开吉（1949年9月--）男，重庆警官职业学院警察战术系教授、二级警监、国家级精品课程《警察战术》课程负责人、国家级教学团队“警察指挥与战术”团队带头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研究方向：警察指挥与战术、警用装备、国家强制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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