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 规则应细化

　　经济科技巨变，新型犯罪因之催生，传统犯罪科技含量增加，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提升，侦破愈来愈难。传统侦查面对没有特定被害人的犯罪（毒品、贿赂犯罪等）、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的犯罪（恐怖犯罪等）、隐秘性强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变得束手无策。

　　在此种情况下，技术侦查的优势非常明显，近代以来，各国渐次推进技术侦查法制化的进程，我国刑诉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新增技术侦查制度，涵盖第一百四十八条至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所获材料与证据的处理，对完善刑事诉讼制度，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技术侦查制度要充分发挥其价值，仍需要不断地完善。

　　第一，严重犯罪的细化标准与最后方案性。修正案所规定的其他严重、重大犯罪，需要尽可能给出量化标准。另外，确定技术侦查适用的犯罪，务必遵循比例原则，即所犯罪与刑罚应相适应，不能为追诉轻微的犯罪而采用严厉的刑事侦查手段。还应明示技术侦查的最后方案性，必须穷尽其他侦查方式不能侦破方可采用。

　　第二，技术侦查的批准与执行。纵观世界，各国未有共通的技术侦查成熟理论，立法不尽相同。德国规定秘密监听的决定须由法官作出，紧急情况下得由检察官作出，须3日内报法官确认。美国规定秘密监听须得到法院签发的监听令，并获得检察官同意，事出紧急亦可先行监听，但须在48小时内补以申请。

　　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自行审批技术侦查的模式，容易导致技术侦查被滥用，过于容易地被启动和使用。笔者以为，技术侦查所适用犯罪或为严重，或为棘手，当前技术侦查力量、装备并不充足，目前由省级检察机关进行审批较为适宜。

　　修正案规定检察机关批准技术侦查后交有关机关执行。草案中规定为公安机关执行，最终并未保留，反映出立法者的反复酝酿思考。

　　第三，技术侦查证据的效力及异议。要尽快完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的排除规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更全面的阅卷权。鉴于技术侦查的隐秘性，技术侦查机关应将相关情况告知相对人，进而实现充分的辩护，有利于司法公正的真正实现。

　　允许对技术侦查证据的异议、申请另行取证，对于异议成立的，需要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或者排除。技术侦查员出庭作证素来广有争议，鉴于技术侦查员的培养训练成本，出庭作证后，难以继续实施秘密侦查，同时为保护技术侦查员的安全起见，应允许其拒绝出庭作证，或者采用出庭作证的替代方式。

　　第四，技术侦查的监督。为惩罚犯罪而制造犯罪的做法与司法的被动性并不相符。执法机关在执法压力与急切的求胜心理驱动下，为着片面追求执法业绩的利益，对本是无辜之人进行诱惑，以制造犯罪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

　　然而一旦启动技术侦查，干预过多，势必影响侦查的效率与效果。可以借鉴采用备案制，对技术侦查进展中的文件进行保密登记，不审查备案内容，以备解密后审查。

　　第五，技术侦查的救济与补偿。技术侦查本就容易侵犯公民权利，造成些许损害恐怕总难避免。虽然具体实施由技术侦查员个人进行，因其代表国家公权力进行，故应建立技术侦查的救济与补偿制度，进行国家赔偿。

　　张衡：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许兰亭：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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